运河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水利工程。古人开挖运河的目的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，客观上引起了农业水资源和区域水环境的改变，对沿线土壤、植被、农业生产结构乃至农民生活方式都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
　　正面效应

　　作为人工河道，运河本身具有灌溉和排水的功能，有些河段在改善区域水环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。明清时期，江北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湖泊，有人工开辟的水柜，有因运河或其他河道下流不畅潴水而成的淀泊。湖泊对区域水资源调节有重要作用，水产、湖产使农作物种类多样化，为农民提供了乡村之外新的生存空间。

　　运河的某些河段对农田有淤肥的作用。明清两朝十分重视在运河沿线、相关水利设施周边及荒滩地种植柳树及其他林木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林木种植和管理的制度，运河沿线一度林木葱郁，形成了绿色廊道。这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。

　　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，带动了沿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，引起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，牵动了重农轻商的观念渐变。明代商人从南方贩运棉布到北方，同时在北方收购棉花运往南方，由此刺激了北方运河沿线农民种植棉花的热情。在鲁西北的不少州县，棉花成为主要农作物，粮食消费则主要依赖于市场。另外，运河沿线农民大量种植烟草、林果等，改变了单一种粮的生产结构。“居民弃农趋贾，城市幅凑”，“小农去而贩，大农去而贾”，是江北运河沿线的普遍现象。清代有人说：“未有运(河)以前其人朴而愿，有运(河)之后其人文而靡。今则佻而诡。”朴愿是农民的品格，而文、靡、佻、诡是商人的特质。运河区域民众由朴愿向文靡的转变，是传统农业社会发生变革的征兆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。

　　在运河沿线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往来中，出现了频繁的人口流动。基本趋势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，这些流动人口又时常回归乡村，并将自己在城市中的积蓄带回乡村。有的城市工商业者回原籍或在经商地落籍、购买房产，成为经营地主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。靠近运河的乡村，农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远离运河的地方。再生产投入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关键，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，运河沿线的农业由此得到了更多的投入。

　　负面效应

　　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，运河通航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。明清江北运河沿线水灾比较普遍，成因也颇复杂。首先，江北运河的各个河段，都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决口泛滥现象，有的河段水灾十分严重。其次，运河将自然河道截断，造成区域排水不畅而引发水灾。其中以鲁西北运河以西地区最为严重。运河将大清河、徒骇河、马颊河等自然河道拦腰斩断，使诸河上游山洪坡水无法东排。地方官员害怕冲毁运河，严禁该区域挖河排水，造成运西诸州县长年积水为灾。再次，明清时期黄河泛滥之灾遍及苏北、鲁西、豫西及皖南各地，扬州附近的里下河区域也不能幸免，黄河水灾波及范围大，破坏力强，是运河区域最严重的水灾。

　　黄河泛滥和运河有什么关系?从自然地理角度看，当时黄河北流经山东入海相对顺畅。但自元代贾鲁治黄，到明中期刘大夏筑太行堤，均奉行“北堵南疏”的治黄河方略，遏黄河南流侵泗夺淮入海。其中原因，元朝人讲得已经十分明白：“南方之地本高于北，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……议者虑河之北，则会通(河)之漕废。当筑堤起曹南迄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遏之，不使之北。”之所以不让黄河北流，就是为了保全山东运河。相反，黄河一旦北流，漕路势必中断。明清时期，不少人反复申明这一观点。当然，黄河即便经山东入海，水灾也不可避免，但决口的频次、波及区域及惨烈程度都会有所降低。元明清三代黄河肆虐于淮泗流域，是治黄保漕政策的直接后果。

　　因运河水资源控制引起的旱灾，有两个地区最为严重。一是会通河南部地区，导泉源入运，涓滴不使外流，农田灌溉遭严厉禁止。另一地区是卫河上游的辉县百泉一带，在这里，中央直接掌控水源分配权，在保证运河用水的情况下，只留少量泉水浇灌农田。

　　运河沿线的植被蜕化与土壤沙碱化也很严重，清中期以后尤甚。建设运河闸坝、堵塞决口、修筑埽坝等工程对桩、埽等物料需求量大，运河沿线树木大量被砍伐。及至清中期，不仅林木砍伐殆尽，芦草、高粱秸秆也被征调为河工用料，造成农民燃料短缺，盗伐林木现象严重，植被根茎均被挖掘。日复一日，恶性循环，植被严重蜕化，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。江北运河沿线土地沙化现象较为普遍，成因大概有二：一是河道决口处质量较重的沙砾迅速沉淀，形成沙压地。二是废弃的旧河道、河床成为淤沙地。南运河馆陶至德州间有不少运河决口形成的沙压地，河南、山东到苏北一带黄河泛滥形成的沙压地更多。北方运河沿线盐碱地分布十分广泛，运河切断了自然河道，引起区域水系紊乱，很多地方排水不畅，出现积水洼地，地下水矿化度升高，盐分积聚于土壤表面，形成盐碱地。黄淮河平原盐碱地的形成有多种原因，其中，运河造成的水系紊乱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运河沿线夫役佥派也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运河夫役大体可分两类，一类是常设夫役，如闸夫、坝夫、泉夫、湖夫、驿夫等，另一类是临时征派的夫役，如河工夫役、纤夫等。有些夫役名义上由政府雇募，但佣金微薄，劳动环境恶劣，劳动强度大，农民不愿应募，地方官员则强行征派，运河沿线官府抓夫的记载比比皆是。农民不堪重负，只得流亡他乡，以致出现农田抛荒的现象。

　　启示

　　在传统社会中，运河工程的设计者们考虑的只是方便漕粮运输，关于运河产生的负面作用，设计者的关注不多，至于对农业生产的考量，提及者甚少。运河开挖后出现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，当政者也总是从维护运河交通的立场出发，一再申说农民牺牲的只是局部利益，保全漕运才是国家大局。地方官员偶尔流露出对农民的恻隐之心，中央政府都会劝告他们：漕运是国家头等大事，其他任何利益都必须服从它。

　　研究明清运河与区域农业开发的关系，深层次上看是研究运河开挖和维护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。开挖运河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重要活动，传统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们开挖运河，大体是顺应地势，将湖泊沼泽连接起来，或对自然河道略加疏通，使之可以行船，自然环境的改变不大。元代以后在地势复杂的鲁西苏北开挖运河，渠化泗水，拦截汶水，截断济水及徒骇河、马颊河，逼迫黄河夺淮归海，在漕运里程缩短的同时，运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也在增大，水灾、旱灾、蝗灾、土壤沙碱化，造成了运河区域人们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。

　　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，推进防灾减灾，发展节水农业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大计。以古鉴今，人们需要关注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，全面认真审视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及农业生产的影响，以期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

　　(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京杭运河与明清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”负责人、聊城大学教授)